超狂入圣------王阳明的人格、思想及现代意义

                              陈  锐

如何看待王阳明热

  （一）当前的王阳明热

对王阳明这个人物，我想各位应该已有相当的了解。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学热的兴起，王阳明心学在近20年更是成为一个热点。另外在我们浙江讲王阳明也许尤有意义，因为王阳明是浙江思想家，古文经学家刘师培在《南北学派异同论》中说阳明心学在明代的兴起体现了南方文化的影响，其影响和传播主要在南方，而在中国历史上，南北历来是有差异的。浙江多年来一直是阳明学研究的中心，浙江儒学会和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的王阳明公开课到今天已经第八讲了，因此在浙江讲王阳明或许更有特殊的感受。

（二）言心学者能成大事：从王阳明那里学习什么？

我们每个人想从王阳明那里学习什么？其中是什么东西在现代社会仍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一般来说，目前的王阳明热是体现了一种道德复兴的要求，很多学术的研究都以此为主题。今天的市场经济一方面获得了很多进步和成果，但也有很多问题，道德滑坡，学术腐败等，王阳明心学有助于我们的回归本心和道德，所以现在的王阳明热主要是这个层面上而言。另外，有的人则把王阳明心学看成一种成功学。康有为曾经说过：研心学者，能成事，而且是大事。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干哪一种事业或目标，精神力量都很重要，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心是人生诸事最重要的开端。日本有人把王阳明心学看成是行动哲学。但也有不同看法，并认为人的成功是多重因素作用的产物。另外在今天，也有人对王阳明的思想有疑问，认为心学作为传统的东西究竟与现代社会有何关联？这种种说法都说明大家的态度有不同，即使在王阳明的时代也是如此。

（三）知和行的不同态度

我们研究古代思想家，从知和行的关系出发有两种角度：一种是知的态度，是出于一种求知或理解的要求；另一种是从行出发，如古为今用。王阳明的哲学之所以倡扬知行合一，就是因为在现实中知和行是有差异的，否则就无必要讲了。在《中庸》第四章说到知和行的差别：“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其中说知识太多也会妨碍行动，而德行过多也会妨碍认识和理解，当然对这段话有争议，永嘉学派的叶适就有质疑。其实《中庸》的这种说法在西方社会也有类似的道理，例如西方文化学的经典，19世纪英国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将希腊哲学传统看成知，将希伯来传统的德行看成行，他也希望对两者能兼顾或平衡。总之知行合一是一种理想、境界，或者是本原、源泉和活力，而不是有限的现实。譬如经济学家能不能靠炒股票获利？那恐怕不一定，而有的无经济学知识的人则可能相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理论上的洞见对于公私生活中的干练精明往往是有害的；有获诺奖作家说自己不敢读很多书，怕妨碍自信不敢写。那么我今天办讲座，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王阳明？如果我们从行动出发，像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时那样相信“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那么人们对王阳明的各种看法也许都有自己的道理，而且有些东西也不必了解太多；但如果不是从特定的行动或需要出发，而是希望从知的角度去更完整地理解王阳明，那就需要更大的视野，去将那各种歧异的看法统一起来。我希望尽可能从知的角度对王阳明提供一个解释或参考，人们常说古希腊哲学是一种惊奇，不求实用。这是我今天所讲的主要内容和目的。

（四）知人论世

那么怎样从知的角度来解释王阳明？其中一个角度就是孟子所说的说“知人论世”，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在现实中人的性情、气质是有不同的，所以我们了解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首先要了解这个人，他的思想和这个人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另外则是论世，是时代、社会、家庭对他的影响，个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如历史唯物主义所说是社会和时代的一部分。

二、点也虽狂得我情：王阳明是什么样的人？

（一）章学诚：“一切学术，本于性情”。

我们要了解王阳明的思想，首先要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类历史上各种思想家很多，在中国传统中也不是铁板一块，国学当中有三教九流，为什么有这么多派别？因为里面有不同的人，每一种学问、思想都是和特定的人格、气质联系在一起，用章学诚的话说是“一切学术，本于性情”。在中国历史中，道家是理想主义，对现实世界有一种悲观、消极的成分；法家则是纯粹的现实主义者，面向未来和进取；而儒家思想则在其间持一种中道，带有温和理性的特征，它有超越的理想但不会走向狂热，面向现实又不会堕落到纯粹的功利和虚无，而是保持一种平衡，由此在后来才会成为主流文化。在儒家内部，它们尽管总体上都属于中道，但相对来说有的较偏于道家，有的则较接近法家。在历史上有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人容易倾向现实主义，例如汉儒与清儒，有的时代较多动荡与战争，悲观主义与对超越的追求则多一些，例如南北朝与隋唐佛学的繁荣，而宋明理学即这种过渡或中间的产物。因此要了解王阳明，要将他放在这个大的背景或坐标中，放在各种关系和比较中。但是了解一个人也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像王阳明这样包含了多重特质和矛盾的人。我们平时生活中有朝夕相处的同学、同事，都不一定真正了解，要了解一个思想家恐怕就更难了，有学者终身翻译研究一个西方哲学家，但晚年对弟子说自己没有理解。王阳明一生经历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他没有很多著作，但说了不少话，理解起来不容易。

那王阳明是什么性情？多伦多大学学者秦家懿在书中说，“‘狂’字与阳明、性格、学问似有不解之缘”。大家知道，在阳明后学中，那种激进派，左派是主流，阳明一生特色，即是好高骛远，是一个狂士，不少书提到王阳明都会说不大守规矩，我们评价人一般也避免用“狂”字来形容，因为“狂”字含有一点贬义，但是真要研究王阳明的人格，难免要涉及到这个字，王阳明在谈到自己时常以狂者自称，“今之人虽谓仆为病狂丧心之人，亦无不可矣。”他性格豪放，具有反叛意识，他父亲也说他是一个狂人，其身上道家和佛教的成分也与狂有联系，因为人对超越和理想的追求使他与现实有了距离。因此对于王阳明，不能回避他是一个“狂人”，是一个“英雄豪杰”。章太炎1907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讲中说，人家说我是章疯子，我就是疯子，人要成大事，必须要疯狂在先。一般人不能成大事，首先不敢想，想到了也不敢做,西方的苏格拉底也是这样。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尽管在儒家内部王阳明不同于朱熹这样的理性主义者，具有热情和行动的倾向，但如从更大的范围，从与佛道或李白这样“风歌笑孔丘”的“楚狂人”相比较，王阳明毕竟还是在儒家范围内，理性和现实的成分又相对增加了，

（二）惟为圣贤方是第一

对于一个人的性格，四柱算命术将其追溯到作为开端的出生，心理学则追溯其童年和家庭。王阳明童年就有很大志向，当他十二岁在私塾读书时就会逃学，私自跑出来和小伙伴玩战争游戏，指挥他们忽左忽右，就象排兵布阵一样，父亲王华见了，认为读书做官方是正途，王阳明却以为即使中状元也只一代，因此不为稀罕。据年谱载，有一次王阳明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对于此事，，杜维明则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究他的内心，说他的父亲高中状元，为皇帝上课，在当时读书人的理想中已经到达顶点，无以复加，这想必给少年王阳明在心理上增加了压力，杜维明说其父王华和朱熹“他们两人代表了中国明代的儒家学者--官员梦寐以求的两个最高成就……在他儿子的心中，他的成就一定造成了极大震撼。我将会阐明，青年王阳明的反叛精神与他父亲的巨大成功决不是毫无关系的。……他们被清代学者中的乾嘉学派当作圣人传记中的无关紧要的琐事，因而长期被忽略。”杜维明的解释是有道理的，因为很多伟大人物的传记中都有类似。清华国学院的陈来把阳明心学同西方的存在主义相比较，而在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一生中，对作为海军工程师且轻视文科的继父的反抗也构成重要的动力，其自传说正是为了跟他对着干才学文科，学哲学。在王阳明15岁时，各地洪水或旱灾频发，盗贼作乱，官军束手无策，据冯梦龙《皇明大儒王阳明出身靖乱录》记载，他打算上书皇帝，对其父说“欲以诸生上书请效终军故事，愿得壮卒万人，削平草寇，以靖海内。”其父说：“汝病狂耶！书生妄言取死耳。”

（三）“举世困酣睡……反谓醒者狂”

王阳明以狂者著称，在日常生活中，狂常被看成狂妄自大，目中无人。1493年22岁的王阳明会试失败，身边好友来安慰，宰相李西涯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他挥笔立就，身边诸老惊叹：“天才，天才！”他的诗显露才干，也引起了别人嫉妒，担心他入朝后目中无人，他以后仕途不顺也与此有关。新儒家马一浮一生隐居，逃避现实，但也有狂的成分，在青年时代说自己是“佛者心，狂者状”，在晚年的诗中还说自己是“狂心随水逝”，回忆自己和好友谢无量在镇江金山寺“四十年前俩狂客，浮玉峰头读道书”。但是对于王阳明这样的人来说，其狂并不是任意妄为，而是在内在良知与外在规范相冲突时听从自己的良知。他有一首诗说：“举世困酣睡，而谁偶独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惊。反谓醒者狂，群起环斗争。”他这个狂和许多伟大人物一样，是对腐化堕落的世界的一种反抗，是举世皆睡我独醒。他的心即理，致良知都应该从这方面去理解，1524年他53岁退居在乡,中秋时宴请门人并作诗云：“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他的《传习录》中说“求之于心为是，虽孔子以为非，不敢以为非也”。

（四）狂者和狷者：

对于王阳明的狂，还需要注意的是，它也并不仅仅是行动和进取，而是与狷难以分离。《论语》中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前者是积极行动，后者是消极无为，我们通常人在看待这些问题时常会将两者分开，但是在一些思想家身上，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就如在“狂狷之士”中并称一样。在王阳明的诗文中，时时有一种对世界的厌倦、逃避或退隐的冲动，在马一浮那里也是如此，不过在马一浮那里是悲中有狂，而王阳明那里却是狂中有悲。在王阳明的家族史中，六代祖王刚被苗人所害，他儿子背着尸体回家，并告诫后代不要做官，此后他们家中一直处于隐退的状态，他祖父也是如此，王阳明与其有类似。另外，在王阳明的幼年成长中，5岁还不会讲话，有神僧过之曰：“可惜道破”，遂改王云为王守仁，取自《论语》“知及之，不能仁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于是开始讲话。对于此事，假如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五岁不言”有可能隐含着早期外在事件或心理压力的影响。他13岁时母亲去世，“居丧哭泣甚哀”，这给他的成长无疑也带来了影响，传记中说他用计谋收买巫师吓唬继母，使她以后不敢欺侮自己，但这也确实说明曾有此情况。在今天的教育中人们常说家庭的和谐与爱对于儿童成长的重要，但对于许多科学家、艺术家或政治家来说，他们的童年往往是不完整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其体弱多病，常与道士在一起，1499年中进士后为官时间不长就因病还乡。他最后57岁时在广西因病辞职还乡，未获批准就启程并在江西途中去世。他的病与肺有关，后人疑是肺结核。他一生中深受佛家和道教影响肯定也与此相关，这些都对他思想中的狂和狷，进取与虚无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西方有思想家中也有体弱多病情况，人们通常认为尼采是狂人，但尼采的身体也深受弱视，肠胃和神经痛等疾病的折磨。王阳明好军事，但在一些盗匪眼中却是文弱书生。有的人说阳明学是禅学，他的诗中有佛道的境界，“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避毁徒啾啾！”“而今始信还丹诀，却笑当年识未真。”“千圣本无心外诀，六经须拂镜中尘。却怜扰扰周公梦，未及惺惺陋巷贫。”英国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曾说伟大的心灵兼有男性和女性两种特质，王阳明身上那些矛盾的东西大概也由于此。

（五）热情与理性，思想与行动

刚才从狂和狷的关系来理解王阳明的狂，另外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所说的狂往往倾向热情和行动，是与思想、理性相对立。但如前所说，在伟大人物身上，这双重的成分可能也是融合在一起的。在《尚书·多方》中：“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后世注释家会将其中的“念”视为思虑和向善，此外不多作其他解释。但在这句话中，实际上也意味着圣人兼有的双重成分，即假如圣人缺少了理性，就会剩下或成为狂人；但如狂人有理性和节制就可能成为圣人，狂是热情和力量，人没有热情和力量不能行动，而没有理性则行动和力量就没有方向。因此对于王阳明的狂及其矛盾成分也需由此去理解，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秦家懿所说的是“超狂入圣”。陈献章弟子湛若水说王阳明在归依儒学之前经历了一个五溺的时期，“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这五溺其实就是早期狂的时期，但是后来逐渐转变，到北京后在和湛若水的交往中开始转向儒学，对儒学的回归和他理性成分的增加是有联系的，而且在以后尽管早期的热情和狂逐渐淡化，但不会完全消失，而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融合在一起。事实上这些过程在其他的时代和个人那里也常见到，20世纪的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从佛教向儒学的回归也是和他们的年龄和理性的增长相关的。所以在王阳明后来的思想当中，可以说融合了热情和理性两种成分，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两个极端，既反对完全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和理性的僵化，同时又避免那种脱离现实的玄虚和狂热。他的“致良知”说，既用内在的良知来对抗外在的虚假僵化的道德规范，同时又强调“致”或后天学习和修身的功夫，以避免那种空虚和狂禅。在黄宗羲《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中：“唐仁卿以从祀议阳明，泾阳谓之曰：‘夫学言致知’，文成恐人认识为知，走入支离，故就中间点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将此知作光景玩弄，走入玄虚’，故就上面点出一致字。”而在当时不满于王阳明的人中，理性主义者站在现实的角度认为他是狂禅，而从佛道的角度则可能看到某种“官相”。所以到了王阳明晚年，他的四句教中的“无善无恶心之体”与佛道的超越境界相关，而“有善有恶意之动”则是现实世界中的差别，杜维明说王阳明的哲学具有辩证性，秦家懿也说其思想中对立的成分融合在一起，后来的弟子之分化正是从不同的角度分别继承。

三、万理由来吾具足，六经原来是阶梯——王阳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一）时势造英雄

刚才讲的是孟子所说的知人，另一个则是论世，是王阳明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一个人的成长、其思想的发展，乃是时代各种力量作用的结果。曾看到过哈佛商学院一个经典案例，说看一个人，先仅看他的鼻子，很难认识，然后调整比例，把鼻子放在整个脸的背景中，然后不断调整，看到全身、发型、服饰，透过这些可以大致敬判断出其身份、职业等等，背景不断增加，我们的视角以及了解就越多。为什么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很多事情觉得难以说清楚，因为人们会从庄子所说的“一曲之见”或一个特殊角度出发，而缺少整体的背景或坐标。王阳明心学中也有其背景，是儒学在明代演变过程中的特定阶段的产物，而不是前面的宋或后面的清了。我们在讲诗词文章时常“唐宋”并称，讲理学或儒学时则“宋明”并称，而在谈小说时却又会“明清”并称，在历史的过渡中明代与前后都有联系，但也有差别。因此王阳明的思想也只会出现在明代，其中有一种孟子所说的“圣之时者也”。王阳明在江西的时候，有弟子问他，古代周公制作礼乐，为什么尧舜不制作呢？尧舜不也是圣人吗？王阳明回答说，“圣人如同明镜，物来则照，物不来也不必强求”。在王阳明这句话就多少蕴涵着一种时势，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特定的需要，早不行，迟也没有意义。

（二）从宋代的理性主义到明代的思想解放

那么这个大背景是什么呢？这个明代社会在历史变迁中有何特点呢？可以说，在今天学术界没有很好的看法。以前我们说中国秦汉到近代是封建社会，但经过冯天瑜等人对“封建”一词的辨正，谈封建的人不多了。但如果我们把从南北朝到明清这一千多年看成一个大的整体，明代在这个过程中相当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阶段。日本京都学派内藤湖南说宋代相当于欧洲十四、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王阳明专家冈田武彦则说明代也类似文艺复兴。历史学家雷海宗曾谈到中国文化的两周，对于从南北朝到明清的第二周，他没有多少论述，但在总体上来看则是从宗教走向理性，走向个人的思想解放，越到后面，理想的成分在淡化，现实主义在增加，唐代是诗歌和宗教的繁荣，宋代是哲学或理学，明代是过渡，到了清代则是胡适所说的实证科学。从政治上看，这个过程是从混乱、战争、尚武走向统一国家，越到后面，对人的管理则越完善和复杂，唐代有贵族和尚武的余波，而宋代则是士或中产阶级的兴起，在明代则是士或中产阶级的衰退，但仍有一定的保留，而与商业相关的市民或平民阶层在成长，人们所说的明代的思想启蒙或资本主义萌芽都是特定阶段的产物。对此冈田武彦说：“到了明代，宋代内在的、知思的倾向逐渐变得淡薄，而转移到外在的抒情的东西，即使从瓷器来看，在明瓷中已看不到宋瓷中那种理智严肃的造型之追求。……宋代的精神文化是适应官僚知识阶级的情趣的，而明代的精神文化是适应平民阶级的情趣的。从宋末到元初，因为知识阶层大多下野而栖居于草莽之间，因此，被官僚知识阶级保存下来的精神文化，也渐渐发生了适应平民文化阶级趣向的变化。……明中业以后，和日本江户时代一样，与海外贸易相结合的庶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终于开出了绚丽的庶民文化之花。……以王学（阳明学）为轴心的明学，就是在这个风潮中发生、成长起来。”

王阳明的思想与明代的背景明显有关。譬如“知行合一”，宋代明显是偏于“知”或理性思考，到了明代，“知”的成分虽然保留着，但其中理性的成分在减退，知识在繁复的规范中趋向僵化或退化，且当学问和阶层下移的时候，行的成分也增加了，知行的关系在宋儒也有讨论，但正是到了明代才能有如此的影响力，由此可以想到，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实践和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实际上也是当时德国社会从黑格尔的思辨走向现实主义和实证科学的过渡阶段的产物。王阳明不满意朱熹的看法，其思想之对平民阶层的影响都与之相关。另外从南北的关系来看，在北宋时尽管南方影响在扩大，但仍然有一些对南方文化的排斥，宋太祖曾告戒勿用南人为相，寇准以北人自居反对赐南人晏殊同进士出身，司马光与以南人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更是严重对立。但到了明代，南方文化的影响大幅增加了，即使明成祖迁往北京，但仍在南京保有留都，王阳明曾任南京兵部尚书。按照刘师培的说法，王阳明的思想中也体现了南方的影响，“当此之时，淮汉以南咸归心王学，惟整庵罗氏、东莞陈氏，守程朱之矩，遏王学之横流，然以寡敌众如以卵投石然，非北学不适于南方之证哉？”

对程朱理学的反抗

假如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王阳明的学说，有些东西就更清楚了。明代除了经济和商业的繁荣外，在政治上“拔用人才，不拘资格。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胜数。”但在官职向平民扩大的同时，士或中产阶级也在衰退，宋太祖誓碑是“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吏”，而明代从太祖起用严刑峻罚来对待士大夫，“鞭笞捶楚，成为朝廷士大夫寻常之辱。”皇帝权力的扩大与平民化成为互相依赖的两极，“因此宦官逐渐骄横跋扈”，并激起名节之士的反抗及党祸的出现，王阳明即是指宦官刘谨为“权奸”，被下狱刑杖三十发配贵州龙场驿站。这种情况使我们想到尼采所说的，即“凭良心行动的权利只有在大规模的专制政体中才是有益的和可能的。”在学术文化上，明代学术教育在繁荣的同时也日趋规范化，以朱学传注教授生徒，考试规定文章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称“制义”，它们起到了一种类似标准化考试的作用，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即日益走向僵化和脱离现实，学人墨守朱子旧说而无所发明，拘于居敬穷理而又颇支离缕析，故形成“此亦述朱，彼亦述朱”的局面。读书人终身从事于词章训诂，相矜以知，相争以利，士风衰薄，“今夫天下不治，由于士风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为之倡焉耳。”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过，有明一代多是窃书，意即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当然顾炎武所说的也只是一家之言，明代的儒学当然也有自己特色，但其中那种理性的思考衰退了，宋代思想家有一种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兴趣，朱熹小时候就问天之外是什么？陆九渊问天地之间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但在明代很少再思考宏大的问题，并如黄宗羲所说转向具体和细节，“牛毛茧丝，无不辨析”，学问走向烦琐和支离，八股文中所表现的规范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有机部分而已。对于这种特征，王阳明说，“濂溪明道始复追其绪，自后辨析日详，然亦日就支离决裂，旋复湮晦。”“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清代的章学诚也说，古之学术简而易，后世学术曲而难。王阳明思想的意义也就在于代表了对这种潮流的批评和反抗，“记诵之广，适足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在王阳明看来，这种情况表面上是文化的繁荣，但实际上是文盛质衰，他和道家一样将文化看成一个退化的过程，并由此去解释孔子，认为孔子删订六经即是要由文返质，“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

（四）对陆象山心学的回归

王阳明在贵州龙场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时期并最终悟道，由此始建立以“心即理”为基础的“知行合一”说，与朱子之学决裂。结束贬官生涯后，王阳明在借与弟子讲学之机，大胆辩论，申张陆学。他的胆识赢得了许多青年士人的爱戴，纷纷及门就学，一些讲义被弟子整理成册，名为《传习录》，它标志着阳明学的问世和其教育思想的发展。他的知行合一主要针对末俗的辞章支离之学，又针对朱熹的读书穷理，旨在使学者以道德修养为本，从死书堆里解放出来。他的学说震动朝野，被人指责为异端。迫于舆论的压力，他发现朱熹晚年流露出心学倾向，遂编《朱子晚年定论》以调和朱陆，结果又引起了保守派更猛烈的抨击。1523年，会试出题的人是朱熹的信奉者，题目是：原本大家都认为朱学和陆学是泾渭分明的，但现在有人认为他们是殊途同归，这是不是祸害天下？正德十六年以后，由于他调和与朱学势力的冲突未能成功，开始公然褒崇陆学，明确打出反理学的旗号，始揭“致良知”之教，来唤醒士人的批判精神和自觉意识，成为士林豪杰派的代表人物。致良知之教在理论上发展了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论，认为良知说本源于孔孟，直接于陆象山，是儒家真道统的揭示与弘扬。他为陆象山争配享孔庙地位，刻印象山文集，主张抛开经书，反对死守章句，提倡独立思考，“若传习经史，考证古今，以广吾见闻则可，若欲以其求得入圣门路，譬之采摘枝叶，以缀本根而欲通其血脉，盖亦难矣。”

四、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神秘与难解之处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中的难解之处是其中有一种神秘主义或泛神论的成分，是与我们通常理性的思考相反的。人的思维和理性致力于逻辑和概念的清楚明确，以为混沌的世界建立界限，在朱熹的书中，总是对各种概念进行辨析，在知和行的关系上他说论先后，是知在先，论轻重则是行，它和我们区分理性和经验，主观和客观，唯心和唯物，精神和物质、传统和现代等具有类似的意义。因此在朱熹那里，知和行是有差别的两个东西。在现实中，我们也常看到人或是偏于行而思考不足，或是空谈而不行，即使在科学家中，也有人像爱因斯坦那样偏于知和理论的探求，或是如实验物理学和生物学那样偏于实验和行，这些就如王阳明所说：“知行合一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此补偏救蔽言。”“但世间有两种人，或是不解思维即任意去做，或是悬空思考不肯躬行。”“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

在王阳明那里，则把知和行看成一个东西，知就是行，行就是知，它的关键之处是在根本上反对那种理性的辨析，是反对将整体和变化的世界区分和割裂开来，是如道家一样将那些理智的分析和僵化的差别看成一种衰退，看成是文盛质衰，它们假如用余英时的话说，是包含一种反智识主义的成分。王阳明心目中的知是广义的，上到作为普遍本体的良知，“圣人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中到经过学习和思考得到的普遍的知识，下到人的感性知觉，它们都是知，同时也是行，“如眼见得是知，然已是见了，即是行。耳闻得是知，然已是闻了，已是行。要之只此一个知，已知尽了。本体原是合一，先师因后儒分为两事，不得已说个合一。知非见解之谓，行非履蹈之谓，只从一念上取证，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二字，皆指工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为立说以强人之信也。”当然，王阳明也会用一些类似朱熹的方式说什么“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但其中最重要也最难解的是将知行合一，并认为那种区分只是出于人的判断，而世界本来是不可分离的，“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对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来说，如果真要深入理解，需要将其放在神秘主义传统的大背景中。在东西方历史上，神秘主义的特征就是取消一切理性的差别，以领悟世界的整体和变化。对于神秘主义的概念，由于各种原因，在今天中国的学术语境中少有提到，但也不是一点没有，冯友兰和陈来都论述过中国儒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冯契书中提到过王阳明思想中的泛神论，多伦多大学秦家懿书中说王阳明思想中有神秘的成分。西方思想界一直将神秘主义作为东方思想的重要特征，牟宗三对其有过讨论。在先秦的道家中，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在庄子那里，是非、善恶、语和默都是相对的，最高的境界是“非语非默”，“以道观之，万物皆一”。在魏晋玄学中，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没有区别，“名教就是自然”。禅宗中也有浓厚的神秘主义或泛神论成分，也是要取消理智建立的差别，其中彼岸和此岸合一，以及“定慧不二”，“顿渐不二”等。就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来说，实际上也是这种神秘主义传统的产物，只不过被用于知和行的关系上，且其中理性的成分相对增加了。神秘主义传统在东西方思想史上常起于一种对僵化的理性、权威和等级的反抗，在特定的时候具有一种回归本原、思想解放和道德复兴的意义，一位法国学者说神秘主义在历史上是内在良知反抗不义的结果。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或２０世纪物理学中都有这种传统，杜维明将王阳明与路德的宗教改革相比较，陈来将心学与存在主义比较，也都是表明这种思想上的一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