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写过一些博客,两年多前就不流行了。之后注册过一个微信号但一直未用,一方面是操作不熟悉,同时也不知道如何说和说什么?月前收到提示如不登陆使用将冻结注销,因此当时将我2015年《西方思想史论》中作为代序的《哲学的用处》开头两节粘贴上去，这样就算是首发了。

人来到世界几十年，有些事情总是在犹豫,矛盾之中,就如人需要说话,但如何说和说什么却不是那么确定的，有时候说话也是犹豫不决的，而且很多东西被前人说过了，再重复还有多少意义？在学术的领域中，现在许多文科课题的评价都尤其崇尚创新，似乎有那么多人每天都在创新。不少人推崇被认为学贯通中西的陈寅恪在西南联大的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但这种说法或推崇也有些勉为其难，这首先是因为在悠久的历史中你怎么知道没有被前人说过呢?或者说那些辉煌、荣耀和罪恶、腐化、谎言哪一样没有在历史上出现过，只是可能你不知道而已，《旧约•传道书》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谁知,在我们以前的时代早已有了。”诗人歌德也曾感叹自己出生得太晚了，没有多少新的可说了。孟子曾说过“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以后宋儒陆象山则说“东海有圣人出焉 ,此心同 ,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 ,此心同 ,此理同”。它们在钱钟书《谈艺录》中成为“东海西海，心理悠同”。清代被“诧为异类”且好辩的浙东学派的章学诚则说假如你的想法与前人相同，那也不是大不了的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我之言也。何也？道同也。”《言公中》“言有千变万化，宗旨不过数言可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辽扩，故籍纷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辨似》）“古人于学求其是，未尝求异乎人也。……夫内重则外轻，实至则名忘。凡求异于人者，由于内不足也。《砭异》

对于创新这些说法，它和那些发展、进步的观念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其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的自信和优越感，例如培根有《新工具》，维柯有《新科学》，但是即使在西方，在谈到科学时也是常常说“发现”，是对永恒真理或普遍规律之探求，自然只奥秘就如地壳深处的矿藏一样，它早已存在只是等待去发现而已，波普尔有《科学发现的逻辑》，恩格斯说马克思有两个伟大的发现，而人们通常所说的创新更多是在技术和实用领域。在人文历史领域中和自然科学有些不同，例如今天的人们之还在阅读、研究那些古代的经典，就因为在伦理学、政治学这些领域中没有多少进步或创新，如果能够少一些误解或曲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自然科学的学生是不用再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动物学》或牛顿的著作了。例如20世纪的罗素在谈到亚里士多德的的伦理学时说：“伦理学至今还不曾作出过任何确切的，在确实有所发现的意义上的进步……当亚里士多德谈到天文学的时候，我们可以确切的说他是错了。”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说社会历史领域完全没有新的东西也很难令人信服，但它们多是在一个相对或较小的范围内，相对于某些人是新的，一旦来到更大的世界那些新旧差别就消失了，这就像一个人刚开始读书或刚到一个城市时到处是新的东西，但到了一定程度或随着眼界的扩大就会发现总是那几样东西在重复而已。人们常会惊叹近现代西方那么多新的思想，新的哲学，但如果深入下去，就会发现没有多少是新的。有的思想家或哲学家表面上很伟大，概念很复杂，玄妙，但他们也许就像现在的中秋月饼一样在精美复杂的层层包装或逻辑论证下不过是简单的几句常识而已。那些常识在常人那里可能只是偶然的感想或一句话，但它在学人那里就可能被扩展、包装、论证成一篇符合规范和严谨的学术论文，还可能成为一本大部头专著，如果这些论著涉及到重要利益引起争论或者与特定政治相关，那么还可能成为经典，可能就会出现思想家、哲学家了。如此它们也可能从社会学的意义上些许证实了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或朱熹的“满街都是圣人”的理想。

中国传统中尽管有那种“日新之谓盛德”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说法，其含义实际上是有相当不同的，而且主要也限于先秦的一部分人了，在总体上从司马迁到章学诚是那种历史循环的观念，是相信历史按照五德或文质在不断地重复变迁，或者说其中即使有新的东西，也只是建立在同一的基础上，是如马一浮所说的佛教中的“本同而迹异”，或如黄宗羲、章学诚相信的是源流不异，但所遇不同。每个人在世界上所关注的领域大小有不同，从大的方面来看，很多新旧的差别就消失了,这就如王国维所说的,是“学无新旧也”。

譬如说，尼采的思想即使在西方也算够新了，够惊世骇俗了,但仔细来看，也未必就那么新，其基本观念在东西方历史上早就有了,尼采自己就从古老的东方宗教中为自己的“超越善与恶”的观念寻找渊源。海德格尔研究尼采的大部头的著作和语言的复杂晦涩没有多少人能看懂，但有的地方如果用孔子的话来解释就简单多了，如“骥不称力，称其德也”，其间的差别可能是在过去或别人那里只是一句话，而在尼采那里却成为思想的中心以及予以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的解释了。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说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说历史永远在重复都不能算全错，即使是本文所说的也是某种重复，人类历史上那么多文献，个人能了解的能是其中的多少呢?何况还有更多没有流传，没有写出或没有说出来的，许多在世界上更真实，更有意义的虽然没有说出来，但它们潜藏于人的内心，它依然如儒家所说的是“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系辞上》）曾有一位东欧作家认为写出来的比出版的有意义，说出来的比写出的有意义，没有说的比说的有意义。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尽管历史在重复，但这种重复也仍有意义，天道不言,但作为人道仍是要言说的,那些旧的东西在新的场景下仍然为人的生存所需要，婴儿来到世界就要啼哭,圣人也需要“系辞以尽言”；孔子说“予欲无言。天何言哉？”但又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庄子则说“知道易，勿言难”《列御寇》，而且那些言也是无言，无言本身也是一种言了，即“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