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中所说的,即“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列御寇》人类从自然状态中建立了文明，而这文明主要是靠语言来维系的，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就是语言的存在，语言的消失也就是死亡。人从呀呀学语起到小学\中学,他所受教育中最主要的就是语言。以后到了大学，如果他是文科的话，那么就仍然是语言了。今天的不少文科的毕业生总觉得自己没有学到什么，似乎也无助于自己的就业，但在实际上，那些人文社会学科等尽管有表面上的区分，但其真实的意义都是让你学习更好的使用语言而已，不管是演讲还是写作,语言可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技艺。马克思说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那么本国语也同样如此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道理也是很自然的。如果一个儿童得了自闭症，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那是很难想象的 ，同样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他在世界上的生存处境，不管是亨通还是挫折实际上都与其语言的掌握程度息息相关, 那种“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傅玄《口铭》）的说法有道理，但也不完整，因为人的生命健康也从口入,一切财富、荣耀也同样从口而出，问题只在于你如何掌握那种技艺了。如果宗教家不会布道，政治家不会演讲，商人不会广告推销，学人不会炮制论著，如果张仪没有三寸不烂之舌，那他们如何获得成功呢？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也要不断写作，曾经的韩寒一度被奉为当代鲁迅，不就是因为他写了几篇文字？他在被质疑后不再做当代鲁迅也是由于他本不会言说而已。即使是那些颂辞或美文也是一种很难掌握的专业技艺了，都是不出版,即死亡。今日职场中有那种会做不如会说的说法,实际上也同样表明了语言技艺对于人生的重要了。

,不少人深受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总以为那些文科的知识或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是要去发现那些类似自然规律的东西，但这其中包含着一些错觉，因为那主要是近代西方科学的信念，而在其前后都有相当不同了。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文科主要是语言的使用，是有助于人在社会中的生存或社会运行的纽带。欧洲从古希腊到到文艺复兴中，那种人文学科的教育或自由人的艺术主要是七艺，其中作为基础的文法、修辞和逻辑都是要学习演讲和写作，它们是自由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必备技艺和教养，罗马教育家M.F.昆体良认为演说家应具有广博的学识，包括文法、修辞学、音乐、算术、几何学、天文学、辩证法（逻辑学）、历史、道德、法律和医学等，而一个从事生产的奴隶是不需要了。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好的写作需要历史提供材料，哲学提供观念。在文艺复兴的时代那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随笔名气很大，为了荣登大法官高位，实践“知识就是力量”，他在给崇尚人文主义的国王的致敬信中就投其所好,以拉丁语的圣经开头,以一行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诗句结尾。在那人文主义的时代，语言就是你的教养，就是上流社会的通行证。先秦儒家的六艺也有不少类似，六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君子参与政治生活作准备的，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荀子说“君子必辩”，杨雄则说君子“言则成文”。《汉书•艺文志》中的“艺文”并称，将儒家教育称为六艺，以及后世的“文艺”并称，也都是关注或强调语言或文作为技艺的意义，这就如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姚鼎在《敦拙堂诗集序》中所说:“夫文者,艺也。”那个时代就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写的历史中一样，政治和战争、外交都需要演说，它们和汉代五经家或今天大学的文科教育是有很大不同的，所以孔子才会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今日欧美大学的校长中文科较多，也是由于这种演说和写作的需要了。美国的研究生考试中作文具有很大重要性，其中一部分即就哲学、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等题目从正面或反面进行论辩。当然，欧美大学的这种情况和政治一样也正是由于其历史较为短暂，多少保留了一些那种类似先秦时代的东西，或者如今文经学家廖平所说，是西方在从质到文的变迁中还未完全走向文饰而已。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曾一度模仿欧美大学，在理工科大学中增加人文教育的内容，但看来这种模仿的效果未必更好，这也许是不甚符合国情，以至在2019 年清华等学校的自主招生中取消文科的缘故。在历史中那些走向技术和规范的时代中，那些人文教育以及语言作为生存技艺的作用都递减了，在秦汉社会或罗马帝国都是如此，语言服务于人的生存竞争，但假如竞争已经结束，已分出成败，那还要它们干什么呢？即使在今天的西方，人文教育之在衰退也是由于社会在变化，书中看到加拿大曾有安大略省省长说文科没有用处应当削减，今日的日本之大幅削减文科也正是这种时代的趋向了。

因此,正由于语言是人生存斗争最重要的技艺,因此也表现出各种复杂性,其中有善也有恶,亚里士多德说:”而在各种动物中，独有人类具有言语的技能。……至于一事物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这就得凭言语来为之说明。……人类恰正生而具备(他所特有的) 武装(例如言语机能)，这些装备本来应由人类的智虑和善德加以运用,可是，这也未尝不可用来逞其狂妄或济其罪恶。”《政治学》1253a 人类历史上的那些辉煌和创造需要语言，而且一切罪恩、欺诈也都需要语言来进行。一切思想的创造就是语言的表达和斗争。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历史上的思想家常强调语言作为生存竞争的意义。上次在《知道易，勿言难》中引过孔子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对于这句话，其含义实际上是和亚里士多德类似的，即在其中“德”是源于天地的万物生长的力量，而且在语言中也不一定都是善，其中有人的真诚、意志和思考，同时也有欺诈和伪装，看到电影中印地安土著在交战时常涂上面孔，头上插着羽毛，那都是既要在心理上威慑对方，同时又要隐藏自己的软弱和恐惧，曾看过一本关于二次大战的书叫《兵不厌诈》，人的一切语言也都是类似。也许正因为如此，孔子才要说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孟子之说自己“知言”，也是由于看到这种语言的复杂性，有公孙丑问孟子：“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继续问“何谓知言？”孟子“曰：诐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上》孟子的说法与《易•系辞传》中的“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有类似。后来荀子则说“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论之，故君子必辩。”《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