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南文化到长三角经济区

陈 锐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南北文化形成和变迁的背景中，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文化是其重要部分，它在地理上处于南北之间或某种文化扩展传播的分界线上,其特征也不仅仅是那些商业或某种审美活动，而是融合了南方的活力、对超越的想象和北方理性主义那双重的力量，且可在未来的长三角经济区的建设中持续发挥着影响。

关键词：江南文化；长三角；吴文化；越文化；荆楚文化；扬州

一

在中国传统中，南北文化的差别及其关系也和其他民族一样乃是一个悠久的问题，尽管在表现的形式等方面有诸多不同。在春秋战国时，南北的差异已经引起思想家们的关注，“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中庸》）在《孟子•滕文公上》中：“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今也南蛮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 当时文化的中心在黄河流域，儒家及其理性主义被看成北方传统的产物，而道家思想则被认为与南方有关，哲学史家劳思光说：“南方哲学思想之代表，即为老子及庄子之学说。……儒家重德性，重政治制度，立仁义王道之说，是周文化及北方传统之哲学。”[1]到唐宋后，随着大运河的开凿，经济文化的中心向东南转移，江南这个词的范围从最初的长江以南开始缩小，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文化逐渐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对于这种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王夫之说：“宋之去今，五百年耳，邵子谓南人作相，乱自此始，则南人犹劣于北也。洪、永以来，学术、节义、事功、文章皆出荆、扬之产，而贪忍无良、弑君卖国、结宫禁、附宦寺、事仇雠者，北人为尤酷焉。则邵子之言验于宋而移于今焉。”（《思问录外篇》）皮锡瑞在谈到隋、元后的的南北儒家经学差异时说：“论兵力之强，北乃胜南；论学力之盛，南乃胜北。”[2] 到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代的动荡和分裂则促进了对南北地域文化问题的关注，像梁启超、鲁迅、刘师培以及一些日本、美国学者都对之有讨论，在劳思光的《中国哲学史》、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这些书的开头都讨论历史上的南北问题，将之作为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陈序经1933年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将南方看成一种类似西方的新文化，将南北问题比拟为中西的差异，认为当时“新文化的全部的重心，逐渐已趋于扬子江口的江浙一带。”[3]

在1978年后，南方的经济改革走在了前列，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76年在《全球大都市带体系》一文中将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密集区作为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由此也促进了对长三角经济和社会的规划及相关的研究。但是在这些规划和研究中，对其中的文化学术以及与江南文化的关系的探讨却有不足。在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今天对长三角范围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过去的江南文化为基础的，而在历史中江南文化乃是南方的一部分，应当如何从南北文化的大背景中来认识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大的背景那么一些东西是很难被表述的。其次，太湖流域与荆楚、岭南都同属南方，那么在共性之外应如何认识它们的差异？我们应当如何认识江南文化特征中所包含的多重成分？有的人不满意于简单将江南文化看成是北方儒家思想传播的产物，而是去寻找江南文化独立的起源或作为诗性审美的特征,但由此也很难完整解释江南在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文化创造的诸多成就。南方和北方是在一个互动的整体中，是如钱钟书《谈艺录》序所说的“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在思想特征上，江南文化也不纯粹是那种阴性或柔美的成分，不仅是商业活动或精致悠闲的物质生活，即使在被认为完成从尚武到尚文的转变后，也始终有其思想上的活力并兼有南北双重成分。此外，但作为整体的江南文化圈的本身或内部也同时包含了一些异质成分，其中吴文化与越文化、作为中心的太湖流域与浙东、皖南的徽州，江北的扬州始终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如何解释这些关系也是认识江南文化的重要内容并有助于对长三角范围的界定。

二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很多民族的文化有一普遍的特征，即都是最初在某处有所创造或辉煌，然后在历史变迁中从中心逐渐向周边或其他较为落后的地区扩散或转移，其中那些边缘与中心在距离的远近以及相应的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也都有不同，就如舞台上的灯光随着距离的增加出现明暗差异一样。在欧洲历史中，最初是在爱琴海和伯罗本尼撒半岛出现古希腊文明，在吸取、改铸了埃及和中东等东方文明的成分并到达了自己的辉煌后，也开始了向周边较为落后的地区扩散和转移的过程，其中先是北部的马其顿帝国的兴起，亚历山大的远征则将希腊文明扩散到遥远的东方，之后是罗马国家的兴起和对周边的征战，它继承了希腊文明但又有所不同。在近现代，欧洲文明则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开端，然后向法国、英国以及德国等北方逐渐扩展。在中华文明中，则始自西北的陕甘一带，而逐渐向今山西、河南以及渤海沿岸和淮河流域扩展，周公东征兼有东夷，但周文化的力量在南方遇到了阻碍，“昭王南征而不复。”（《左传•僖公四年》）中国南北文化传统由此而形成。在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周边的较为偏远落后的地区在吸取了中原或北方文化后逐渐强大，在这其中重要的就是楚国的兴起和春秋吴越的争霸，它们代表了南方力量的成长。在《史记•楚世家》中：“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2046页。）汉王朝建立后，尽管其中渗透着南方楚文化的影响，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楚汉之际，诗教已歇，民间多乐楚声。高祖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第83页。）但政治文化的中心仍在北方。在此后的历史中，当北方游牧部落进入中国，中原王朝和士人避乱南迁时，都加速了南方力量的成长，大运河的开凿加强了北方与过去东南吴越故地的联系，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文化在明清时到达鼎盛。

毫无疑问，在宏观上对江南文化的认识是作为南北文化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尽管它后来作为南方的代表获得了尤其突出的地位。对于这种文化的兴衰转移，明清易代之际的王夫之将之归于天道的循环盛衰，“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进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赵，隋、唐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锥钝駤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今且两粤、黔渐向文明，而徐、豫以北风俗人心益不忍问。地气南徙，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则又何怪乎！”[4]（《思问录外篇》，第74页）在20世纪上半叶的动荡的中国，对此则有各种文化、政治和人种学的讨论。在西方，除了历史学家所说的文明和大国的兴衰外，有的人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到了文明进化中后来者居上的“进化潜势法则”。20世纪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则论述了文明从某个中心向周边扩散或传播的过程，并将世界的趋同作为未来的方向，“特质的确是向外传播的，因为一种新特质进入一种部落文化，就象一块卵石投入平静的池水，形成一个一个向外扩散的波纹。”[5] 威斯勒也同17世纪的王夫之一样认为；“我们看到尽管据说文化体系兴起了，衰落了，或陷入循环，但世界上任何真正重要的东西从来都没有遗失过。”[5]（p.164）

在总体上，中国南方文化的成长也是这种扩散和传播的产物，那些长江以南的地区最初处于某种混沌野蛮的状态，但在受到北方文明的影响下也和那些后来者居上的地区一样，逐渐学会了那种理性的文明和教养，且还没有完全走向文饰和腐化，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的质朴和活力。但是，中国文化中的这种传播也有自己的特色，它不是如欧洲那样从地中海向北方扩展，而是主要从北方到南方。从地理环境来看，当中国文化在黄河流域到达辉煌后，那北方的寒冷草原、西部的高原和山脉都限制了它的传播。不过，尽管中国北方的文明传播到了南方，但南方的山地、丘陵以及湿热的气候也曾经造成了一定阻碍，只是在相对意义上没有北方草原那样严峻而已，在《尚书•禹贡》中，扬州土壤位列“下下”，由此才可以理解南方何以曾被北方视为畏途或被作为贬谪流放之处。那南方的丘陵和盆地将居民分隔成一个个较小且相对独立的空间，交通的不便以及由此形成的多样化的语言使他们难以如北方的广阔平原那样凝聚成大的政治实体，或者说使他们保留了若干早期的分散多元的特征以及一些自发的活力，在经济也少有北方那样的巨富和赤贫，是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即“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无集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第3968页）同样在社会伦理上，也保留了那种不同于严格理性主义或儒家伦理的相对松散的特征，北齐卢思道出使陈朝所作诗中曾讥刺南方家族观念的淡化，是“共甑分饮水，同铛各煮鱼。”[6]

这样南方尽管在北方王朝衰落和战乱时保持了相对的安定和繁荣，但其湿热的气候、人种和体质也与一些其他文明中的南部一样包含着那种“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成分, 在政治和军事上始终难以与北方抗衡，就如梁朝诗人庾信《哀江南赋》中所说的“虽复楚有七泽，人称三户；箭不丽于六麋，雷无惊于九虎。”当北方的王朝对南方的统一刚建立时，总是偏向于政治和军事的方面，而对东南的经济活动及其离心的力量有所限制，这就是有的江南城市在特定时期也会停滞的缘故，只是到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或者当北方战乱，中原王朝和世族避乱南迁或自然环境恶化时，南方经济文化的重要性及其关注就增强了，“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尚康乐。”[6]（p366）同样在文化上，当原来的文明的中心在异族的征服下其文化和语言不断更替时，那偏远、分散和多元化的南方却可能保留或传承了早期在北方文化中心影响下所发展起来的东西，“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每王纲解纽，宇内分崩，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瑕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通典•州郡十二》，中华书局，1988年，卷182，4849—4850页。）刘知几《史通•言语》说：“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与斯时也，先王桑梓，翦为蛮貊，被发坐衽，充牣神州。”（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卷6，第45页。）这也就可以解释了为何南方的创造和活力始终表现在经济和文化的方面，因为它既是文化兴盛或衰落后的某种余波，又在转移到新的环境或在与南方的融合中汲取了一些活力，而且它也如同历史中的人文学科一样主要依赖个体的努力，而不是广阔空间中的凝聚力或组织力。这就如皮锡瑞所说，“学术随世运而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尤可异者，隋平陈而南并于北，经学乃北反并于南；元平宋而南并于北，经学亦反北并于南。……隋、元前后遥遥一辙，是岂优胜劣败之理然欤？抑复循环之道如是欤？”[7]

三

在南方文化中，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文化具有特殊的地位，不过，在相关的研究逐渐成为显学的过程中，对其特征的界定也是歧异的。江南文化和荆楚、岭南等其它南方地区在地理环境和气候上有共同之处，在《汉书•地理志》中: “吴粤(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 （中华书局，1062年，第1668页。）在语言、道家思想的影响以及务实、创新等方面它们都有类似，因为那种道家思想本身或创新的活力本是文化边缘的产物。但是问题就在于，过去的吴越故地在后来为何成为江南文化的主要代表？有的人认为江南文化与荆楚文化的区别不仅是由于商业和财富，而是其人文活动，但这只是指出了一些现象，而不是其原因。实际上，要想解释这些问题，仍需将其放在与北方文化的关系中。已经说过，在文化的传播和变迁中，随着与中心距离的远近而表现出差异，且其活力也会随着分界的移动而移动。在这其中，楚文化尽管曾被中原人看成蛮夷,但较早受北方文化的影响，这样如果相对于更为偏远落后为大江所阻的吴越来说,则又以文明自居了,《韩诗外传》卷八载当时越人不冠，而楚受中原影响，以行冠制跻身于礼仪之邦，要求越使以冠见之，“越王勾践，使廉稽献民于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国也。臣请欺其使者。’……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处于大国，而处于江海之陂，与鱼魭鱣鳖为伍，文身翦发，而后处焉。今来至上国，必曰冠得俗见，不冠不得见。如此，则上国使适越，亦将劓鼻文身而后得以俗见，可乎?’荆王闻之，披身出谢。’”[8] 但在其他南方地区逐渐发展以及贯通北方与东南的运河开凿后，江汉平原在成为天下之咽喉的同时，也成为动荡之战场，在文化上也逐渐让位于其他南方地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北朝后江南文化的发展实际上也是那种文化分界及其活力转移或后来者居上的过程，而江南文化如果与那些更偏远的南方地区比较的话，则又较接近北方并率先得到发展，那更南的地区只是如清初王夫之所说，是如“两粤、黔渐向文明”而已。

从地理上来看，江汉平原北部东部为山地阻隔，与中原的陆路通道主要是北部南阳盆地的方城隘口，它在汉以前的南北交通和文化交流中起了主要作用，战国时楚国的力量扩展到了今江苏、安徽等地，那些地方亦即传统上作为南北分界线的秦岭淮河以南，“橘逾淮而北为枳”。在农作物上如果说水稻是南方文化的基础，那么水稻的种植也正是限于淮河以南。楚文化在那时成为南方的代表，并在秦汉统一国家建立后成为一种离心的力量，这样也可理解了鲁迅《汉宫之楚声》所说的，即“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第83页）但到了汉以后，随着东南地区的发展以及运河的开凿，江汉平原北部的方城隘口作为南北通道的地位也有所降低了。但是对于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文化来说，它在先秦虽僻居一隅，与北方的联系一度被楚国在江淮的扩张和淮夷所阻隔，但一旦开始就逐渐显现出其优势，东南地区尽管和整个南方一样有山地和丘陵，但如果从南京、扬州到太湖流域，再向东南的越地延伸，可以看到尽管丘陵开始出现，地形的变化增加，但只是一个缓慢渐变的过程，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还没有造成很大限制，且在有的人心中，是“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肤浅，其辞多鄙俗。”（《颜氏家训•音辞第十八》，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7页，）但到了浙南或福建、江西，随着山的不断增高、险峻和耕地的减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更困难了。这样从整个太湖流域以及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原来看，其湿润温暖的气候及由西向东逐渐下降的地形都表现出了很大的优势，在春秋时先是吴国的兴起和北上争霸，钱塘江南岸的越地当时落后于吴，并如那种进化潜势法则一样在后来灭吴。吴国筑邗沟从扬州到山阳，以后大运河的开凿则成为南北的主要通道，南方士人进京则沿运河而上，到淮安则弃船乘马，即所谓“南船北马”。

因此，如果要对太湖流域与荆楚文化做比较的话，尽管在北方来看荆楚偏于一隅，但江汉平原在地理上处于江北，相对于其它南方地区则与中原更为接近，更早受北方文化的影响，在战国和秦汉成为南方文化的代表。但北部南阳盆地的方城隘口一旦为北方政权所控制，就如战国后期的秦或三国时的曹魏由此南下一样，那么则难以抵御北方的压力，这也就是中原王朝避乱会选择更偏远且可据江而守的江东一样。三国时孙权在武昌(鄂城)称吴王，但以后定都在建业，正式称帝。在此后的历史中，尽管荆州也会有暂时的安定，但在王朝的争战中为天下之要冲，且也会如江淮地区一样为战乱所苦。宋代刘挚说：“《隋志》称荆人劲悍决烈，盖天性也。然地居上流，故三国争之，而民苦于兵。自唐至德以后，中原多故，邓襄之民与两都衣冠，多趋荆楚，故人物始盛。乾符以来，遂为战巢，……凡浮江下于黔蜀，与夫陆驿自二广湖湘以往来京师者，此为咽喉。”转引自[6]（p768。《忠肃集》卷一○《荆南府图序》，中华书局，1985年，第138页。） 陆游《乐郊记》中其友人李晋寿说：“荆州故多贤公卿，名园甲第相望。自中原乱，始以吴会上流，常宿重兵，而衣冠亦遂散去。太平之文物，前辈之风流，盖略尽矣。” [9] 宋人叶适也曾对荆楚文化在宋代的落后感到惊讶，他说：“江、汉，蛮、荆之杂尔，自虞、夏时，治之略于中国。惟周以增累仁义，化衍南服，……久而孙卿、屈原之徒，议论风旨为天下师，……而楚之文词尝盛矣。是其夕之和平专一，秉内性之理义，有合于风雅者，或不自知其善也；……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以辅人主取贵仕，而江、汉盖鲜称焉，岂其性与习俱失之哉。”[10]

因此，江南文化的兴起实际上是这种文化的分界及其活力转移的过程，在空间上吴越故地为大江所阻，“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晋书》卷五十二《华谭传》）它在文化的演进中迟于荆楚文化，保留了更多原始的特点，但随着王朝的南迁以及运河的开凿，那种文化的分界也在移动，江南则在与北方的联系和融合中表现出更多的活力，还有明清时日益增加的与海外的联系以及影响。此外，江南文化如果与岭南等其他更偏远的南方地区相比较，则又更接近北方，在由质趋文的演进或分布梯度上更多文的特色而已。它和岭南、闽、巴蜀一样曾经是文明的边缘或文明以外，但在演进中逐渐成为一个暂时的或次一级的中心，王朝的南迁则带去了更多的上流社会的文明和教养，这尤其是在南北朝以后，它就如弗兰西斯•培根的随笔所说的是在从尚武到文化学术，然后是工商活动的推演中领先于其他更偏远的南方地区，在循环中处于某种中道或适当的位置，且在同时也增添了那些精致的东西了。对于培根的说法，现代新儒家马一浮曾有诗云：“英人弗兰西斯•倍根尝谓国有三时：少之时好战，壮则好文，及其老矣，工商盛焉，财富萃而国耄矣。今人恒称其知识就是力量，而遗斯言。……创业国方少，战斗矜雄强。润色当壮时，斐然已成章。及其既衰老，乃务兴工商。工商启兵戎，日暮良可伤。”[11] 对于徽州文化，“《吴郡志》载，唐肃宗时，由于官绅倡导文化，苏州一改六朝以前吴人好剑尚武之俗，而徽州文化由尚武至尚文的变化要慢一步，直至宋代才实现。”[12] 这样，就可以理解了江南文化或浙江精神与其他的南方地区一样同具有勇于创新、讲究实效的特色，但如与古称山国，交通不便,在近代放出异采的湖南等地比较，那么在勇的方面在唐宋后相对减少或转向商业和文化方面，其中理性和文的成分则相对增加了，而且即使是江苏和浙江之间，也是浙江多了一些自发的活力，江苏则多了一些理性的成分了。

四

在看待江南文化的时候，既需考虑到它和其他南方地区的共性，也要将其放在文化传播和分布的空间和时间序列中来观察其特点，且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区中人的看法自然是有差别的。如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那些中心地带就如舞台中心或平原一样常带有那种日神式的理性、明晰和秩序，而在那些边缘地区则容易带有类似酒神精神的幽暗、神秘和想象的活力，这也就是先秦道家的影响主要在南方或后世南方的山水会成为隐逸贬官之处的缘故。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说禅宗、宋代儒学都有南方的渊源，王阳明的心学被其称为南方之学，“当此之时，淮汉以南咸归心王学，惟整庵罗氏、东莞陈氏，守程朱之矩，遏王学之横流，然以寡敌众如以卵投石然，非北学不适于南方之证哉？”（《清儒得失论》，吉林出版社，2017年，第211页）王阳明在清初受批评，被认为“浙东学派，最多流弊”，黄宗羲则为之辩护：“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衣被也。”[13]

在历史上，南北文化各自也经历了变迁的过程。孟子视南方为非圣人之道，那种南方的道家和隐士是李白诗中的“楚狂人”，在永嘉南渡以前，南方仍处于从质朴向文明的追求中。但是从南北朝以后，北方世家大族的南迁带去了北方的文化，也带去了上流社会的优雅、精致与享乐之风。而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的进入也在相当程度上改铸了中原的文化，使其混合了游牧部落的尚武、粗犷与宏大的风格，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谈到唐代文化中异族的影响时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44页。)而南方的的河流和山间林地也与南渡世族的优雅的生活方式相结合，这样就使南方和北方的文化本身以及互相的看法都发生了改变。如果从中国传统的文和质的概念来看，那么南北朝以前北方是以文或文明人的优越感看待南方的质或野蛮状态，而在之后则从质的角度去看待江南的文或虚文了，事实上今天对江南文化的看法或定位多受后一种影响，就如林语堂等人所说的一样。这个文不仅仅是文学的想象，而是也包含了今天那种“文明”概念中积极和消极双重的方面，具有婉约风格的宋词曾被看成富有南方情调的“南方文学”。同样，鲁迅《南人和北人》中所说的“机灵之弊也狡”实际上也是指这种文或智所包含的双重性，历史上对江南文化的看法之有歧异，也只是从不同的立场看到不同的东西而已，其中既有文明和进步，也有文饰和虚文。在经历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雕栏玉砌应犹在”以后，北宋时会以南人为“轻巧”、“轻易”，宋太祖曾作《戒碑》曰：“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为相”。华州人寇准以北人自居并排抑南人，说抚州人晏殊为“江外人”，反对真宗赐其同进士出身。后来司马光反对以南人王安石为首的变法，对宋神宗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两相皆闽人，两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66年，第267页。）北宋五子邵康节则以忧心忡忡的态度看待南方影响的增加，“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藏书•德业儒臣•邵雍传》）（另见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卷19，第214页。）不过这种反对也正表明南方之文的影响逐渐增加，到明代就更是如此了。黄宗羲在明清易代之际《留书》中的崇文贬质，也隐含了对当时落后的北方异族的批评，“夫自忠而至于文者，圣王救世之事也。喜质而恶文者，凡人之情也。”[14]

不过，如果仅从文或文的两重性的角度，也并不足以概括江南文化的全部内容，江南文化并不仅是那种康熙眼中的“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悠闲情趣、小桥流水或大都市的精致生活方式，还有那些自下而上、亦农亦商的质朴的江南市镇以及世族的避乱、衰落以及隐逸的风尚，还有那种南方山地原始的巫术传统和多神教的想像，它们也构成了江南文化的源泉。由于地理和交通的限制，北方文化向东南的扩展在很长时间内也主要停留在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向更南山地的传播是迟缓的，像闽和粤这些地方要到更晚时期并借助海上贸易与外界的联系。不过这样也有一种好处，即人们心目中的江南文化就始终停留在分界线或两种力量和文化的中间，一方面是那种中原世族带来的理性、文明的进步及其世俗化，另外一面是那些更南更迟受文明影响的山区的多神教或道家思想的影响，江南文化的生命力以及成就也许就在于处在这种分界线上，并融合了那双重的力量。在人类文明史上，许多辉煌和创造都是这种边缘或两种力量冲突和融合的产物，其活力也随着分界的移动而移动或消失，因为文化和自然一样，往往是分裂和冲突才增加了力量，才可能改变原有的静止状态，并为以后的融合准备了前提，《国语•越语》中范蠡自称的“柔而不屈，强而不刚”，鲁迅所引相书中的“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或“机灵而又能厚重”实际都是指文化演变或冲突中所兼有的这种双重特质而言。而且从东南地区来说，王朝的南迁也许既带去了上流社会的文明和教养，也在一定程度上比其它南方地区更加强了那种文和质、理性和神秘的分裂及其力量，《颜氏家训•言辞第十八》中谈到当时南方士人的优雅与普通人的差别时说：“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第57页。）

因此如果就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文化的创造及其成就而言，则是融合了南方道家、佛教的想象与北方理性主义双重成分的产物，至于有人所说的那种江南文化的诗性特征，只是自先秦楚文化以来南方的巫术以及道家浪漫想象的余波，徐复观将源于南方的道家思想看成中国艺术精神的源泉。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谈到南朝时道家对儒家经学的影响；“《北史》又云：‘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如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此南朝经疏之仅存于今者，即此可见一时风尚。”[2]（p.123）“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2] (p.135)日本阳明学者冈田武彦说“王阳明的格竹之法，其实更接近于禅学……他没有看到分殊之理，而是直接来探求大的‘一理’”，[15] 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中说王阳明的致良知是要避免支离与玄虚这两种片面的倾向，“泾阳谓之曰：‘夫学言致知’，文成恐人认识为知，走入支离，故就中间点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将此知作光景玩弄，走入玄虚’，故就上面点出一致字。”[12]（p.219）在陈亮、章学诚等其他浙东思想家那里，也常融合了哲学和历史双重成分。

五

就今天被称为江南文化的范围而言，太湖流域和邻近的越文化、西部皖南的徽州以及江北扬州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们在江南文化这个特定的范围内也多少存在一些中心和边缘的差异，那些边缘也为其提供了某些思想的活力和源泉，就如浙东学派、皖学和扬州学派那样。它们之不同于作为中心地区的吴学，则在于不仅是那种纯粹的考据和经验材料的整理，而是也有一些对普遍的义理或某种程度的哲学性的追求，而吴学中的经验科学与实证则往往与文明的成熟或中心相关。清代浙东学派的存在曾被人质疑也是由于类似原因,张舜征说扬州学派继承了戴震的精神,焦循和王引之都对惠栋的治学有过批评,朱维铮说扬州学派都有一种非汉学非宋学或调和汉宋的特征。杨国荣在《江南儒学：长三角的文化之维》中说“南方经学较之北方更侧重创造性的方面……吴派可视为比较偏重学术者，皖派则同时侧重思想的层面。……江南儒学一方面以乾嘉学派为主流，另外一方面又包含处于边缘地位的桐城学派。”[16]

因此，江南文化内部的思想或风俗的差异实际上也与那种从中心到边缘的分布有关，在江南文化中吴文化是其中心，在先秦它最早北上中原争霸，那种文雅和精致的风格最为突出，像魏源所说的那种江浙“民多柔弱”多与此相关，清代龚炜《巢林笔谈》卷5 说：“吴俗奢靡为天下之最”。（转引自《吴越文化》，第178页）。相对而言，越文化和吴尽管联系密切，但相对来说比吴要较接近南方，更多山地和滨海的影响， “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越绝书》勾践语），“吴中烟水越中山”（黄滔），“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释处默），“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旧《浙江通志》）越在文明的进展中迟于吴，同时也相对多了一些勇或质的成分。春秋霸主齐桓公曰：“天下之国，莫强于越。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恐越人之至，为此有道乎？” (《管子•轻重甲》 第八十) “今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四分天下而有之”《墨子•非攻》秦始皇兼并天下后，“降越君，置会稽郡”。汉代有所谓越人组成的骑兵“越骑”，与由匈奴人组建的“胡骑”相并称，是汉朝最精锐的两支戍卫部队，秉政者“率以所亲信领之”。在明代，隆庆初年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后，一改那种“东南民素柔脆，莫任远戍”（《明史•徐贞明传》）的看法，陆续调集数万浙兵（南兵）北上戍边，“浙江乡兵之称可用者，初为处州，继而绍兴，继而义乌，继而台州”，（戚继光：《纪效新书》卷首《或问篇》）[17]（戚继光：《纪效新书》，中华书局，1996年，第15页）这除了由于传统越地的强悍民风，还有嘉靖年间沿海抗击倭寇侵扰的生存环境以及浙人善造和使用刚从倭人引入的火器鸟统的因素，而当时北方“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军器图谱》）[17]顾颉刚在20世纪30年代已注意到这种明代南兵北戍的现象，辛德勇《述明代戌卫长城之南兵》一文中引明人的话说当时越地地狭人众，在生存的压力下，游移于外寻出路，“非越民好游,其地无所容也”。（《榖山笔麈》卷一二《形势》） “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次者兴贩为商贾,故都门西南一隅,三邑人盖栉而比矣。东阳、义乌、永康、武义,万山之中,其人鸷悍飞扬,不乐畎亩,岛夷乱后,此数邑人多以白衣而至横玉挂印,次亦立致千金。”（《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17] 浙江历史上的思想家多来自浙东，也是由于思想文化的创造如章太炎所说的需要一种勇，就如陈亮、王阳明、章学诚等人那样。

至于徽州与江南文化的联系尽管存在,但徽州文化的魅力主要不是在徽州本土，而是由于“处万山中, 所出粮不足一月”的环境的压力而成为对外的殖民者，如其俗谚所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不过它们也有一些优点，即保留了不少那种质朴和活力，除了科举和务农，绝大多数人是去外地经商学徒。戴震说：“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而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文集》卷12，《戴节妇家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5页。）胡适说徽商的生意不限于邻近各省，而是全国性的，其中江南是其经营的重点区域。扬州的盐商主要是徽商，就象现代大城市的中坚多是外来移民一样，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说，一个城市如果没有移民，其活力也就消失了。徽商的成功也引起江南人的嫉妒，称其为“徽猫”、“徽狗”，出自松江府的《云间杂识》中说：“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 “徽州人生性十分蛮”，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来自群山中的移民也在与吴文化的融合中为江南的商业提供了活力和源泉，苏州的徽商以儒商自居，徽商的不少经营规范也逐渐成了江南一带共通的商业规则。

长江北岸的扬州常被作为江南文化的一部分，但与作为中心的太湖流域仍是有差别的。隋以前扬州治所在今天的南京，在范围上也包含江南和江北，在隋灭陈毁建康后迁往江北的江都，在地理分布上要多一些北方的影响。当然就更大范围来看，“就气候、地质构造和自然资源而言，江苏省中部地区与南部地区更为相近，与北部地区则差别较大。淮河是一条自然气候的分界线，将相对干旱的中国北部平原地区与较为湿润和温暖的长江流域分割开来。”[18]（P158）不过这座城市尽管接近江南，在历史上分裂和动荡时期南方只是将其作为扩张的前沿或军事的堡垒，而不是经济文化的中心，但到了北方统一南方时，这座城市便被作为北方控制南方的前沿获得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唐代时谚称天下“扬一益二”，但经历了五代十国，宋代欧阳修《竹西亭》诗曰：“十里楼台歌吹繁，扬州无复似当年。古来兴废皆如此，徒使登临一慨然。” 因此,“不仅南北方的统一是这座城市繁荣的必要条件，而且这座城市本身同样也与王朝建立或者灭亡的军事、政治行动密切联系起来。6世纪，隋炀帝决定将这座城市建成北方王朝在南方统治的基地。唐代，扬州是正在发展着的南北方贸易的中心，同时是北方的统治者开发南方税收潜力的基地。南宋和南明后期，扬州一直是王朝在下游北岸的最后一个军事基地，保护南方地区不受北方入侵者的侵略。在元代，扬州是蒙古族防线的桥头堡，用来防御发生在南方的起义。有时候士兵云集，有时候商人云集，有时候混而有之”。[18](p.152)这样就可以更好的理解隋朝和元朝修筑大运河的意义，它成为中国贯通南北最大的交通干线，而扬州则处于这条干线上的南北要冲位置，“清代的扬州通常被认为是一座江南城市，接近于南方的苏州、无锡，而不是北边的淮安。然而到了十八世纪，甚至淮安也出现了一些江南才有的魅力，特别是城市中分布着一些江南才有的园林，这些被总称为‘小扬州’。实际上，在内陆水运系统被破坏前以及十九世纪沿海贸易兴盛之前，江苏中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联系比以后其他时间都要紧密。”[18] (p.155)在清代经学家丁晏对淮安的评价中也可看到当时关于南北分界的一些理解，即“有南人之文采而去其浮，北人之气节而去其野”。[ 19]

六

由上可见，江南文化的发展乃是特定地理、政治条件融合的产物，它处于南北分界线略偏南的部分，其繁荣也是文化传播中两种力量碰撞融合的产物，这实际上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常发生的情况。在其他的文明中，那种分界及其活力常常是变化和转移的，就像钱江潮水的浪花向前移动一样，但是由于江南特定地理的分界没有变化，因此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文化在相当时间内延续着这种活力，明清时的江南在经济文化发展中与海外有更多联系，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和实学思潮的的重要策源地，并“逐渐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朝着功利主义、民主主义、人文主义方向发展。”[6]（p.921） 到19世纪后，铁路的改线、内陆水运系统的破坏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江北的扬州失去了过去的辉煌，但却促进了上海作为港口的发展。20世纪的海派文化既和过去的江南文化一样处于南北的中间，“为南北之汇，为士大夫所走集”[20] 又处于中国内陆传统和外来海洋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中，它从西方吸收了那种理性和契约精神，建立了比过去的“徽典”更完善的经济和商业规范，并将之扩散到内陆。它的城市人口大量来自邻近的江苏和浙江，在这个意义上也表现了对过去的江南文化的传承或联系。但是在长三角经济区的建设中，对其文化的研究融合却远不如其他东西一样便捷。简单把江南文化定位为经济和商业活动，或是某种诗性人文都有不足，因为那种外在的经济活动和内在的精神文化实际是难以分离的。在今天的长三角经济区中，尽管各个地区存在着差异，但从更大范围来看仍表现出某种共性，即除了仍然是处于南方和北方之间外，又处于内陆与沿海之间，在活力和进取外又有所限制和理性，它就如《中庸》中所说的是在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间如何得君子之中，和而不流，即“强之中也”。（《中庸或问》上）当然，由于交通的发展和空间的改变，过去的那些差异和特色也许会随着时间而淡化，这也是世界文明的趋势，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环境、气候及其特色仍然会多少保留着，并推动和丰富中华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年，第56页。

[2]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7月，第204页。

[3]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4] 王夫之：《思问录•俟解• 黄书• 噩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4页。

[5] 克拉克•威斯勒：《人与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95页。

[6]转引自李学勤、徐吉军编：《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85页。

[7]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7月，第135、204页。

[8]韩婴：《韩诗外传集释》，许维遹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页。

[9] 陆游：《渭南文集》第二册，马亚中等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6页。

[10] 叶适：《叶适集》，《汉阳军新修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40页。

[11] 马镜泉等点校：《马一浮集》，第三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17页。

[12] 唐力行;《超越地域境界：有关徽州和江南研究的若干思考》，载《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一期，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0页。

[13] 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1页。

[14] 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页。

[15] 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上，杨田等译，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74页。

[16] 杨国荣：《江南儒学：长三角的文化之维》，上海文史馆《2019年长三角文化论坛论文汇编》，2019年，第61页。

[17] 转引自辛德勇《述明代戌卫长城之南兵》,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4期。

[18]林达•约翰逊遍：《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成一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8页，152，155）。

[19] 转引自徐四海编著：《江苏文化通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7页。

[20] 《上海强学会后序》，载《强学报》第1号。转引自《长江文化史》，第1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