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在哲学终结的时代，许多东西仍以哲学来命名，但实际上或许如尼采所说，已经成为科学或对哲学的历史研究了。就我自己来说，虽然始终怀抱着那种不合时宜的思辨和体系的兴趣，它们部分体现在那三本书中，但在科学的时代，也要就历史上的哲学家写出符合规范、注明出处的科研论文。这些文章比著作确实要多一些限制，而且也未必算作哲学，但如从黑格尔的角度来看，哲学史也是哲学的一个部分，即使是尼采，在分析那些不同的道德和宗教时也诉诸一种历史的视野。那些不同的哲学都是人类精神运动的一个有限的部分，问题就是如何去处理了。人们常说到黑格尔和罗素对哲学史的不同处理方式，即或者是哲学和普遍的，或者是社会和历史的，但实际上，它们也如黑格尔所相信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一样是不可分离的，哲学最后也需在科学和历史中走向完成，哲学的方式或结论如果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也是不完美的。在书中的这些文章中，也多少有一种对历史的偏好，它不是纯粹的概念分析，而是侧重于将抽象的哲学解构或还原为历史和社会的运动，将不同的哲学看成思想或精神变迁的一个部分，它可能未必尽符合有的人对哲学的理解，因此就不如顺应潮流，将书名为《西方思想史论》了。

在这些所谓的论文中，尽管我最初的求学和后来兴趣都是偏于西学，其中尤其是德国哲学，但形成于文的并不多，其目的也不过是如马克思所说的，即去表明““德国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本想将它们与关于中国哲学的文章合在一起，但又考虑到在科学分工的时代，尽管有那种打通“中西马”的口号，但也毕竟只是口号，因此还是将其分开。那篇《亚里士多德的知识理论》是三十年前的硕士学位论文，其中内容较为符合通行的方式，即主要是其思想的分析，并不怎么涉及历史。前面作为代序的“哲学的用处”是为此书刚写出的，关于黑格尔的文章也是如此，那是由于曾受其影响，如果一篇没有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但一旦开始却越写越长，为此又拖延了不少时间。此外对于其他诸多问题，尽管也有话想说，但是由于在科学规范的时代需要条理和明晰，不能像尼采一样那样将片断的感想汇集在一起，因此只好留待以后了，当然假如有以后的话。